“絕不讓娃和沒英文名的孩子同讀沒外教的幼兒園”，這所謂的中產鄙視鏈背后，是一種出身焦慮。為擺脫這種焦慮，很多家長不得不用消費行為來定義自己的新“身份”。
最近，有媒體以“中產階級”之名，報道了一種現象：有些家長“絕不讓娃和沒英文名、看喜羊羊的孩子同讀沒外教的幼兒園”。有家長感慨，“原來英文不僅僅是一項基本技能，而且已經成為孩子之間區分階層的一大標準。”
這和上次成都的一些家長“每年花費4萬元讓孩子上國學班”是一個道理。學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花錢上補習班這件事本身。在有些家長那里，這已經變成區分階層的一個標志：我舍得花錢，我花得起，這讓我和你不同。
很多人都在通過這樣的消費行為，來定義自己的“身份”。讀私立學校的，比公立學校自豪；開奔馳的，可以鄙視開桑塔納的；到國外旅游的，瞧不起去大理麗江的。媒體捕捉到的這個小朋友拒絕沒有英文名的伙伴的故事，當然是一個略微極端的案例，但類似的或者更輕微的“鄙視”，卻時時刻刻發生著。
這種鄙視，與其說是故意傷害別人，還不如說是自己奮力向上爬升時的一種下意識行為。
無論是成都小區競爭學區房，還是這次“小朋友拒絕和沒有英文名的一起玩”，都反映了一些家庭在教育領域的焦慮，已經到了相當嚴重的程度。教育類話題成為社會核心議題，本身就是這些家庭社會能見度的一個標志。更精英的階層（上層）以及真正的底層，都不會為孩子讀書焦慮到如此程度。
一些家長習慣把自己此生的競爭，延續到下一代身上。把孩子與自己捆綁在一起，希望他能在自己的階層上更進一步。自己要跑贏房價、跑贏CPI，而孩子則要在起跑線上就開始沖刺，典型如報道中所稱，要“贏在子宮里”。
某種程度上，這也反映出這些家長對自己出身的不滿和恐慌。
這樣的新聞越來越多，當然會讓人感到悲哀，但這也是一些新富裕起來的家庭自身特點決定的。作為一個新興群體，它一直是“被定義”的。被地產商定義，被汽車商定義，在更大的背景下，被城市化進程所定義。
作為大城市中新崛起的個體，這些家庭要努力尋找自己的“共同體”是相當困難的道路。每個人獲得眼前的地位，都是通過激烈的競爭才達到的，他首先會把同類看成是一個競爭者來警惕，而不是相互“照顧”的利益共同體。
只是，不和沒有英文名的孩子做朋友，這樣的心態，還能交到真朋友嗎？如果眼睛只會一味向上看，注定也會迷失。
這就是一些新富裕起來的家庭的命運。他們注定會憂郁，自我懷疑，有時候還會被嘲笑。但是不管如何，這都是我們社會中新興的一個群體，他們的未來，同樣也關乎這個社會的未來。（張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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