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道，四川通江最近發布《關于進一步規范國家公職人員和群眾操辦酒席的通知》，規定了農村和城鎮居民可以操辦的酒席是婚嫁酒、喪事酒和壽酒等三類，而辦壽酒則要求老人年齡70周歲及以上，每間隔十年才可操辦一次，且必須以戶口本為準。除此三類之外，升學、滿月等則一律不允許操辦酒宴。
俗話說，“人情在于往來”。自古雖有“禮輕情意重”的君子之交，亦有規制人情世故的《禮記》。擺酒設宴，表情達意，人之常情。不過這些年在一些地方，“酒宴風”的肆意盛行，不僅成為貪腐尋租的隱身衣，也激增了人際交往成本，帶壞了社會風習。
數字勝于雄辯。一方面，截至去年9月30日，全國共查處違反八項規定精神的問題62404件，其中大操大辦婚喪喜慶的共查處3533件，在一共受到黨紀處分的23259人中，因大操大辦婚喪喜慶事宜受到黨紀處分的就有2432人，占比超過10%。另一方面，新華社調查稱，豬羊下崽擺酒，出獄辦個“沖喜”酒，考不上大學也要來次“升學”宴……2013年，重慶大巴山區“國貧縣”城口縣廟壩鎮共操辦各類酒席1063次，收送禮金6300余萬元，而全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總和才9300萬元。可見，愈演愈烈的“酒宴風”確實需要約束引導。
不過，通江新規初衷雖善，程序與規則上卻似有過格之嫌。一來，規范人情往來也要有點“人情味”。大操大辦固然不好，民風民俗也得尊重。就像有村民說的，辦壽酒要70歲，且隔10年才能辦一次，真要這么來，“說個不好聽的話，有些身體不好的老人一次可能都辦不成”。二來，酒席宴請，只有“該不該”，沒有“能不能”。不應該，是個道德與價值引導的問題；不允許，就涉及行政許可范疇。職能部門不許公民辦酒席，與簡政放權的行政謙抑似有相悖。再說，就算規范群眾操辦酒席的具體內容當真寫入《村規民約》，村民一旦“違規”，誰可執罰、何以執罰？
“風成于上，習化于下。”狠剎“酒宴風”，最好的辦法不是給基層民眾橫加約束，而應該明確公職人員的引導責任。上行下效，見賢思齊，比外強中干的兇巴巴態度要有效的多。一樣的酒宴，不一樣的主辦方，味道與效果顯然會迥異。民間的“酒宴風”是個民俗之弊的問題，而官場的“酒宴風”則淪為權力贖買的溫情交易地。厘清性質，才能精準作為。事實上，近年來，重慶、廣東、浙江、湖南等有關婚喪喜慶的新規，基本都盯著官員層面，也沒有把禁令的威嚴無限擴大到民眾生活領域。
讓宴席干凈澄澈而不至成為生活重荷，讓人情率性自然而不與公權勾肩搭背，要的是官場風清氣正、官員率先垂范，而不能以“撈過界”的規定使老百姓無所適從、不知所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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