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一位目光憂郁的男子，找到人民日報社山東分社，拿出一沓材料，悲戚而又憤怒地投訴：“因為醫生診療的過失，導致我的孩子腦癱，但醫院卻一直推諉責任，我已經走投無路，希望你們能幫幫我！”
他是青島人，妻子是山東臨朐人，同在浙江工作。他同意公開報道，但不愿公開姓名，“我至今還瞞著父母，如果父母知道孫子腦癱，會瘋的。”所以，我們姑且稱他劉君。
面對劉君的悲戚和無助，我們決定展開調查。這大半年來，記者多次往返于臨朐、濰坊、濟南等地，希冀還原事實真相，尋求糾紛破解之道。然而，事情并非我們想象的那么簡單，直到今天，這起糾紛仍然擱置著。我們頗感困惑與無奈。
管中窺豹，一葉知秋。透過這起糾紛，我們發現，醫患之間橫亙著一道溝壑，溝壑上缺失一座牢固的橋梁——信任。而構筑這座信任橋梁的關鍵材料又是什么呢？
最近，媒體披露了不少醫患糾紛升級為暴力傷醫的事件。我們解剖劉君與醫院之間的糾紛，梳理他走過的“討說法”之路，以期為化解當下醫患矛盾提供一些思路。
嬰兒成了患兒
喜事反成憂事
2013年8月22日，對劉君來講，本是高興日子——妻子懷胎十月，即將分娩。
然而，他這一天，比一年還長。
這天凌晨，妻子入住臨朐縣人民醫院，在產二科待產，試產20多個小時，均未成功。“妻子待產期間，因疼痛劇烈，體力不支，曾向醫生提出剖宮產要求。”劉君說，醫生檢查后卻說適合順產。
當晚22時15分，妻子終于產下一名男嬰。“醫院告訴我嬰兒有窒息現象，經過實施復蘇搶救，已經沒事。”劉君說，這時候，醫護人員囑咐家屬，把嬰兒抱到新生兒科病房。
據劉君回憶，新生兒科的醫生在接收嬰兒時，便告知家屬，嬰兒病情比較嚴重，醫院沒有條件搶救和治療，必須轉到上級醫院。23日凌晨，濰坊市婦幼保健院的救護車接走患兒。
“長時間試產失敗，羊水出現污染，胎兒窒息嚴重，雖然搶救過來，但是造成腦癱。”劉君傷心地說，“胎兒在母親肚子里好好的，產檢定期做，很健康。”
轉院之后，為配合治療，劉君曾向臨朐縣人民醫院索要病歷，但是院方以“病歷未整理好”為由拒絕，再三索要依然未果。數天之后，劉君向臨朐縣衛計局致電投訴，在縣衛計局的干預下，病歷才得以封存。“按照《醫療事故處理條例》規定，因搶救急危患者，未能及時書寫病歷的，有關醫務人員應當在搶救結束后6小時內據實補記，并加以注明。”劉君查過相關規定，認為病歷未整理好不應成為理由。
劉君說，他在濰坊市婦幼保健院了解病情入院記錄時發現，上面記載著：“產時有窒息，阿氏評分1分鐘3分，后續評分不詳”；而臨朐縣人民醫院出院病歷顯示，“1分鐘評5分，給予吸痰、吸氧”。據相關醫生介紹，阿氏評分是一種臨床上評價新生兒窒息程度的方法。8—10分為正常，4—7分為輕度窒息，0—3分為重度窒息。
產時有窒息，兩家醫院一輕一重兩種結果，索要病歷屢次遭拒，劉君懷疑臨朐縣人民醫院篡改病歷。
不僅如此，劉君心里也裝滿了疑問。“嬰兒出生，為啥讓我們將嬰兒從產房抱到新生兒科病房？不應有專門的醫護人員抱上去嗎？同一家醫院，為啥產二科的醫生說已經沒事，新生兒科的醫生卻說比較嚴重，建議轉院？”
“為了嬰兒的健康，我們寧可信其有，趕緊聯系轉院。”劉君說，“可為什么要等濰坊市婦幼保健院的救護車來拉人，而不安排救護車送過去？”劉君覺得這期間也耽誤了治療。
帶著這些疑問，劉君開始了他與醫院長達兩年的交涉之路。
患方質疑病歷
院方堅稱無錯
“我們不可能篡改病歷，23日當晚就封存了，病歷上的內容有些還沒來得及寫。”針對劉君的質疑，臨朐縣人民醫院產二科主任竇金玲說。
在封存病歷的日期上，劉君、醫院、縣衛計局說法不一。“病歷是嬰兒轉院之后好幾天才封存的。”劉君說，這幾天，醫院完全有時間將病歷篡改。時隔9個月之后，2014年5月，劉君致電縣衛計局，詢問封存病歷日期。工作人員說，是23日晚接到投訴立刻封存的。
聽到這個回答，劉君有些激動。“怎么能講瞎話呢？”劉君說，23日我沒有打電話投訴，你衛計局怎么會主動去封病歷？“這個投訴電話的日期，可以到電信公司查詢通話記錄。”
劉君向記者提供這段與縣衛計局工作人員的錄音時，依然情緒激動。他表示，封病歷的正常程序是，若醫患雙方產生矛盾，患方要求醫院封存病歷，則在醫患雙方以及衛計局三方見證下，將病歷封存。“我不打電話，衛計局不可能去封病歷。”
臨朐縣衛計局提供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2013年9月29日，因劉君需要復印病歷，在縣人民醫院、劉君親屬和衛計局工作人員三方均在場的情況下拆封，復印后再次封存至今。
劉君想不明白的是，再次封存的病歷，為啥首次封存病歷的時間以及裝病歷的文件袋沒有了？記者找到縣衛計局，工作人員的解釋是，拆封后，以前裝病歷的袋子要重新換，之前的應該有首次封病歷的時間，可能與病歷一起又封在新的袋子里面。
至今，三方仍在封病歷的日期上沒有取得一致。這更加堅定了劉君之前的判斷：醫院篡改了病歷，推脫責任。
針對醫生讓家屬抱著嬰兒去新生兒科病房的疑問，竇金玲表示，醫生緊隨其后就趕到了。
關于搶救及轉院的問題，醫院給出結論：產二科及新生兒科在患兒搶救過程中，相關科室按照綠色生命通道的要求，緊密配合，搶救措施恰當。臨朐縣人民醫院醫務部原主任尹繼全表示，新生兒比較特殊，轉院得有專門的救護車，普通的救護車不具備兒童專用的救護設備，這才讓濰坊市婦幼保健院來拉的。
劉君依然不認同這些說法，繼續跟醫院交涉。
尹繼全曾經全程參與這起醫患糾紛處理。在他的記憶中，到目前為止，劉君曾經到過醫院6次。尹繼全說，曾主動約過劉君2次，劉君來找過醫院4次。“我們也想盡快解決矛盾糾紛。”
“兩年來，我既要工作，又要給孩子治病，與院方溝通成本高。”劉君說，他們抱著孩子，輾轉濟南、北京、上海等地求醫，已花費數十萬元，身心疲憊，精神和經濟壓力都很大，醫院卻從來沒有探望過孩子。
臨朐縣人民醫院副院長許孝新承認：“自從轉院之后，我們沒見過小孩，到底是什么情況，我們也不清楚。”
這兩年，雙方也多次面談，并保持電話溝通。但是，每次都不歡而散。“談崩后，有時候我越想越氣，恨不得和他們拼命。但是，我強忍住了，除了說過一些難聽話，還算理性。”劉君說。
多次溝通，醫院仍堅持自己的調查結論：經過醫院自查、分析，產二科處理得當、合理，不存在處置不當等問題；診療過程無過失，不應當承擔責任；建議通過醫療事故技術鑒定、司法鑒定等途徑，由專業機構查明事實，分清責任，出具權威性結論，然后再進行處置。“如果權威結論出來，是醫院的責任，我們會按照規定進行賠償。”尹繼全說。
雙方訴求迥異
調解遭遇無解
起初，在與醫院協商溝通失敗后，劉君找到縣衛計局，想通過調解來解決與醫院的糾紛。劉君說：“打官司太漫長，不到萬不得已，我不會走這一步。”
在數學中，兩個圓的位置關系，有重合、相交、相離幾種類型。醫患雙方，產生矛盾糾紛，其訴求猶如兩個圓。近似重合，雙方協調溝通，問題可解，不過此種情況少之又少；相交，雖有不一致之處，但仍存在重合部分，醫患雙方，通過調解，各讓一步，解決問題；相離，雙方訴求迥異，無交集，再怎么調解，也無濟于事。
臨朐縣衛計局副局長王建璽覺得，劉君與醫院的矛盾糾紛屬于相離的情況。“縣衛計局試圖通過調解解決問題，但是雙方各不相讓，底線平行不相交，調解解決不了他們的問題。”
“作為衛生行政主管部門，擔負著醫療糾紛調解的職責，但是也只能是協調，我們沒有權力讓臨朐縣人民醫院怎樣，更沒有權力讓劉君怎樣。”臨朐縣衛計局應急辦主任張冠慧說，有時明知不會有結果，但仍要調解。“患方找到衛計局，我們不可能開口拒絕。”
“那怎么辦？”記者問。
“調解！”張冠慧說，在調解過程中，告知患者如何才能有效解決糾紛，說服患者走相應程序會更合適。
“就拿劉君與臨朐縣人民醫院的糾紛來講，劉君找到衛計局，我們在安撫其情緒的同時，將雙方往走醫療事故技術鑒定或者司法鑒定的路上引，只有做了權威鑒定才能劃分責任。”張冠慧說。
劉君還出具了一些醫院的診斷給醫院與衛計局。濰坊市婦幼保健院的診斷為窒息合并多臟器功能損害；青島大學醫學院附屬醫院診斷為精神運動發育落后……針對這些診斷，臨朐縣人民醫院認為，患兒年齡尚小，目前上述醫療機構對損害及預后均無結論性意見，尚需專業機構通過鑒定確定。
“患方、醫院、衛計局都不是鑒定機構，其他醫院也不是權威鑒定機構，都不能直接下結論。”王建璽疑惑，為何劉君不去做相關權威鑒定。
最終，縣衛計局出具了一個處理意見：關于院方是否存在診療過失及責任程度、窒息是否對患兒造成永久性損害及損害的嚴重程度、患兒預后等問題的認定，雙方意見分歧較大，難以達成一致。需要經過專業機構鑒定，得出明確結論后才能進一步處理。
劉君認為，這等于什么都沒說。
醫療鑒定受疑
劃責久拖難決
臨朐縣人民醫院和縣衛計局建議做醫療事故技術鑒定，劉君為什么不肯接受？
劉君也考慮過，但在咨詢不少醫生和律師后，他猶豫了。“做醫療事故技術鑒定，由醫生的組織——醫學會來鑒定，我沒有異議，畢竟醫生是專業的。”劉君說，之所以一直沒做，是因為首次鑒定須由濰坊市醫學會做，而濰坊醫學會是當地醫生的組織，他對此有疑慮。
“我去做鑒定，雖是抽簽，看似公平公正，其實不然。”劉君說，負責首次醫療事故技術鑒定工作的醫學會，原則上聘請當地的醫生建立專家庫，也就是說，給劉君的孩子做鑒定的專家，可能大部分與臨朐縣人民醫院醫生認識或者有交集。“參與鑒定的醫生，一是抹不開情面，二是要為自己留后路，因為誰也難保自己以后不會出事，這樣的鑒定結論，是否客觀就很難說了。”
“像致嬰兒腦癱這類事故，比一般事故更復雜，不像腿骨折，一次性賠付就可以，腿骨愈合長好后就沒事了。”王建璽坦言，這類事故要通過更專業權威的鑒定機構來鑒定嬰兒腦癱是輕度、中度還是重度的，還要評估以后會怎樣牽扯到孩子生活等。“不管怎么說，專業權威的鑒定肯定是要做的。”
劉君疑惑，在制度設計時，為什么不直接異地鑒定呢？為什么要讓患者一開始就質疑呢？再有，如果人人都選擇司法鑒定，醫療事故技術鑒定還有什么存在的意義呢？
針對劉君的疑惑，記者聯系山東省醫學會，醫學會辦公室一位負責人安排一名工作人員與記者通電話。該工作人員說自己生病，嗓子腫痛，說不了太多話，想了解這方面的問題，可以到山東省衛生教育培訓中心網站查找。
記者又聯系山東省醫學會辦公室那位負責人，并提出能否換一個人來解答相關內容，他表示只有此人了解情況，安排不了其他人。
記者表示等其痊愈再聯系采訪。后來再溝通時，這位辦公室負責人以“媒體采訪要走程序，需要上級部門審批”為由，婉拒記者采訪。
據一位法律專家介紹，出了醫療事故，有不少患者遲遲不做醫療事故技術鑒定，與醫療事故技術鑒定由“近親”操作有關。然而，如果不做醫療事故技術鑒定，事故的責任就難以劃分，久拖不決，有可能會釀成暴力傷醫的慘劇。
調解僵局難破
最終訴諸法律
對于私了，醫院更愿意通過走程序分清責任；對于訴訟，患者及其家屬在遭遇痛苦時，還要打官司，精神上經受雙重考驗。目前，調解的方式對于醫患雙方來講，比較容易接受。
然而，調解并沒有讓劉君如愿。相反，帶給他的卻是對調解的失望。
事實上，工作在調解一線的張冠慧，也對現行醫療衛生行政部門調解制度有些困惑。
衛生行政部門與醫院千絲萬縷的關系，其公正性受到質疑在所難免。“患者來我這里是期望解決問題，最后卻沒有解決，包括劉君在內的不少患者都覺得存在‘貓膩’。”張冠慧感覺很委屈。
“本來，緊急醫學救援、公共衛生事件處置以及疾病預防控制等是我的主要工作。”張冠慧苦笑著說，現在，調解醫療糾紛卻成了“主業”，精力、能力以及權限確實有限。
張冠慧向記者大倒苦水：自己在調解醫療糾紛時，只要不違反法律法規以及相關原則，往往會多替患方爭取一點利益。“但這樣的做法，有時引起四方不滿意。”
一是患方不滿意，在調解過程中，覺得衛生行政主管部門與醫院是“父子”關系，哪有不向著自家人的，看不到你為他爭取的利益；二是醫院不滿意，覺得所有治療程序都是按照操作規范來的，符合規定，在沒有通過權威的鑒定來分擔責任時，不應讓醫院承擔責任；三是領導不滿意，因為矛盾解決不了，會再次找到衛計局；四是自己覺得委屈，費盡心思想解決醫患糾紛，醫患雙方都不落好。
在張冠慧的部門，原先還有一個人，后來借著縣里整合衛生局和計生委的機會，離開了這塊“是非之地”。張冠慧也成了“光桿司令”。“像劉君這樣的醫患糾紛，衛計局一個部門怎能解決好呢？”張冠慧說。
調解，這道化解矛盾的方程式真的無解嗎？山東省衛計委的相關負責人告訴記者，目前，包含濰坊在內的山東17地市，正在設置醫療糾紛人民調解委員會，組建由醫療專家、律師、法官、風險管理專家等專職工作人員組成的醫患糾紛人民調解團隊，通過多方參與的醫療糾紛調解團隊解決矛盾糾紛會更加專業、公正。
兩年了，東奔西走，孩子治療，劉君精疲力盡；與醫院溝通、通過縣衛計局調解，劉君心力交瘁。
“爸——爸——”劉君的小孩兩歲了，現在只會很蹩腳地喊爸爸，基本上沒有什么運動能力，他的妻子現在全職在家照顧小孩。“孩子腦癱，運動神經受損嚴重。”劉君說，看著可愛的孩子，想到孩子的未來，他常常悲從心生。
為了孩子，也為了整個家，劉君依然行走在申訴的路上。最終，他選擇了訴訟，希望通過法律來解開這個糾結。
不過，劉君的做法有些特別：不是直接起訴臨朐縣人民醫院，而是繞了個圈子，把濟南一家醫院連帶臨朐縣人民醫院一起告上法庭。“這是無奈之舉，如果單獨告臨朐縣人民醫院，只能到臨朐縣人民法院起訴，法官都是當地人，可能與縣醫院熟，我一個外地人去打官司，沒有勝算把握。”劉君說，把濟南的醫院連帶臨朐縣人民醫院一起告，可以把訴訟地選在濟南，起碼對他公平一點。
劉君說，只要在濟南起訴，醫療事故技術鑒定可能不會在濰坊做，也可能做司法鑒定。“這樣的異地鑒定讓人覺得可能更公正一些。”
“打官司可能是個漫長的過程，我已經做好思想準備。”劉君說，“我還是相信法律，我就是為了討個說法，一個明明白白的說法。”
《 人民日報 》（ 2015年07月31日 16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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