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今年春節訂婚以來，李青（化名）就沒少為年底的婚禮發愁。這位河北某市副處級干部的女兒，很是擔心婚禮“操辦不當”給父親帶來影響。
“以前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后來陸陸續續看到身邊朋友結婚都不發請柬了，這才注意。像我這種情況，婚禮應該怎么辦才不違規?”李青表示疑慮。
千里之外的浙江省嘉善縣，一位縣直部門負責人同樣懷有疑慮：“下個月我兒子結婚，需要申報嗎？到底有哪些限制？”類似的咨詢者，嘉善縣紀委上周接待了8位。
長城內外，北國南疆……受傳統文化和地方習俗影響，在我國廣袤的土地上，每天都有“紅白事”在“彩排”、“上演”。在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反對“四風”的背景下，這些事宜又該如何操辦呢？
講“普通話”還是“家鄉話”？
大操大辦婚喪喜慶事宜是中央和中央紀委三令五申嚴厲禁止的，也是當前大力查處和曝光的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典型問題之一。那么，怎樣算是“大操大辦”？哪些人不準“大操大辦”？
一位從事相關領域研究的專家告訴記者，“嚴禁大操大辦”的法理依據出自《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干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其第八條第三款明確規定，不準有“大辦婚喪喜慶事宜，造成不良影響，或者借機斂財”等行為。
中央紀委法規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黨員領導干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釋義》提出，這里所稱的“婚喪喜慶事宜”，除了包括結婚喪禮外，還包括父母、配偶、子女過生日，子女上大學，喬遷新居等各種與親朋好友共同慶祝的事宜。所稱的“大辦”，是指大大超過了當地一般群眾舉辦類似事宜的規模或消費標準。所稱的“造成不良影響”，是指在群眾中或社會上造成負面影響，損害黨員領導干部的形象。所稱的“借機斂財”，是指借辦理婚喪喜慶事宜，收受各種名義的禮金、紅包、貴重禮品等物質性利益。
《廉政準則》適用對象為縣（處）級以上以及人民團體、事業單位中相當于縣（處）級以上黨員領導干部。而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及其分支機構領導人員中的黨員，縣（市、區、旗）直屬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的科級黨員負責人，鄉鎮（街道）黨員負責人，基層站所的黨員負責人則參照執行。這也可以視作中央法規層面“嚴禁大操大辦”的對象范圍。
記者發現，無論是《廉政準則》，還是后續出臺的《堅決制止領導干部借婚喪喜慶事宜大操大辦收錢斂財》等規范性文件，均態度堅決、要求明確，但考慮到各地風俗習慣差異和經濟發展水平不同，故而都未對“違規行為”列出具體界定標準。這也給地方層面“定標準”留出了空間。
目前，不少地方都結合實際出臺了具體的“操作辦法”，大致可分為三類：一是限定人數桌數，如網友所指的“湖南史上最嚴限宴令”規定，婚禮宴請人數一般不得超過200人（20桌），婚嫁雙方同城合辦婚宴的，宴請人數不得超過300人（30桌）；二是限定禮金金額，如廣西河池市規定，親戚以外人員參加干部職工操辦的婚事，饋贈、封送的禮金或同等價值禮品每人次不得超過100元；三是限定賓客身份，河北石家莊市就嚴禁黨員干部在辦理婚喪事宜過程中邀請同事、部屬等利益相關人員參加。
除要求向紀委報告、限定人數桌數等較為常見的規定外，一些地方還對宴席的檔次、標準作了規定。而在適用對象方面，不少地方將范圍劃定為“黨和國家工作人員”，一些地方更是明確將離退休人員、農村“兩委”班子成員、社區居委會專職人員等納入監督范圍。
“當前的情況可以說是，‘上位法’提綱挈領，原則性強；‘下位法’多而細，操作性強。所以，辦‘紅白事’既要講‘普通話’，又要講‘家鄉話’；既要防貪，又要反奢，倡導文明新風。”中國社科院廉政研究中心副秘書長高波告訴記者。
不過，也有不少地方未出臺操作性強的“下位法”。對此，有關專家給出了基本判定標準：一看操辦“紅白事”是否使用公款；二看是否使用公物，如公車等；三看是否使用公產，如免費使用禮堂等；四看來賓中有無管理和服務對象，是否收其禮金禮品，特別是有無借機斂財；五看來賓中有無使用公物；六看是否影響他人休息、破壞環境等。
村居干部該不該管？
5月18日，湖北一都市報記者在暗訪當地村干部為兒子大擺慶生宴時遭群毆，引發網絡熱議。記者注意到，在對打人者予以譴責的同時，一些網民也在討論，村居干部是否應在嚴禁大操大辦婚喪喜慶事宜的對象之列。有觀點認為，村居干部不屬于國家工作人員，有的甚至不是黨員，不應對其“嚴格要求”。
對此，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所社會發展室主任李煒表示，一方面，對村居干部中的黨員，可以用黨紀來約束；另一方面，雖然村居干部在法理上不屬于國家工作人員，而是受村委會組織法、鄉規民約等約束，但實際上一些村居干部也在行使公權力、帶有公職人員色彩，有的村委會負責人還是鄉鎮干部擔任，對其“嚴格要求”也是應該的。
李煒認為，對村居干部操辦“紅白事”，一是絕不允許借機斂財；二是必須提前申報、過程透明，讓群眾監督評價；三是提倡新的操辦方式，如請客不收禮等；四是可以讓社會組織介入，發揮其支撐公共事務、協調群體利益、促進移風易俗的作用，如江浙一帶農村的“紅白理事會”、重慶市巫溪縣的“樂和互助會”等。
在高波看來，對非黨員的村居干部可以用職位要求來約束，督促其自覺遵守相關“禁令”，而不應“降低標準”、“規中有規”。一方面是為了防止暗藏在“紅白事”中的利益輸送和利益沖突；另一方面也是考慮到群眾對社會風氣的“觀感指數”，避免產生“合理懷疑”。
也有專家認為，對村居干部應以教育和鄉規民約的約束為主，選樹廉潔自律和移風易俗方面典型，發揮示范作用。
記者注意到，在各地曝光的大操大辦婚喪喜慶事宜典型案例中，不乏村居干部身影；各地也作了一些探索。例如，嘉善縣魏塘街道規定，村居干部辦理“紅白事”須向街道紀委和所在單位“雙報告”，并簽訂廉政承諾書，“紅白事”操辦情況還被列入村居干部年度述職述廉內容。
講原則還是講人情？
記者了解到，“紅白事”相關禁令執行過程中，難免會遇到法治社會與人情社會的矛盾、“法”與“情”的沖突，一些地方在實際操作中也面臨問題、存在困惑。
問題1：多出幾桌行不行？
有人提出，不同地區經濟發展情況不一樣，習俗不一樣，“紅白事”操辦者家庭情況、經濟背景也有區別，有的親戚朋友確實多，甚至有的邀請一人卻來了一家三口，實際桌數比規定標準多出幾桌行不行？
高波認為，在遵守剛性的程序性規定前提下，可以在執行時有一些合理的“救濟措施”。如因特殊情況確需增加兩三桌的，在向組織如實報告、提出合理申請的基礎上，可以視作合規，防止走極端。
問題2：多重身份如何界定？
有人提出，管理服務對象可能是朋友、同學甚至同村的親戚、族人，如何界定身份，能否宴請、收禮？
李煒認為，關鍵是看其中是否存在利益輸送，是否會影響公權力行使。如果影響公權力行使，即使親戚也不行。
高波建議，可參考香港公職人員《接受利益公告》。《公告》嚴格限定收禮范圍，細致到政府雇員可接受父母、兒女和叔父母、舅父母、表兄妹、堂兄妹等親屬贈禮，但表嫂、表妹夫、堂嫂、堂妹夫、舅母的兄弟等除外；可接受私交友好之禮，但相互之間須無公事來往、非上下級關系。
問題3：“份子錢”能否回收？
有人提出，在相關禁令出臺前，自己送出去不少“份子錢”，現在自己家有了“紅白事”，能否回收允許范圍之外的“份子錢”？
在高波看來，如果此前確實送出去不少“份子錢”，可列出“清單”向組織報告，如獲準也可視作一種“救濟措施”。不過，顯然“不太具有操作性”。
李煒表示，既然有禁令，就不應該回收。對干部而言，既然選擇了公職，就一定要在利益上作“切割”，放棄一些東西。
“我個人認為，公職人員收受禮金數額，人均不超過200元為宜。”李煒說。
問題4：是否小題大做、不近人情?
有人反映，受傳統文化和習俗影響，難免有少數干部特別是其家屬想不通、不配合，認為禁令小題大做、不近人情。
對此，媒體評論員張楓逸指出，禁令看似無情卻有情，既有利于預防腐敗、保護干部，也為干部減輕負擔，推動社會移風易俗。
“這是國家治理走向現代化的一個實踐載體，‘小題’必須‘大做’。期待地方制度群的實踐效果評估。”高波說。
本文發稿時，記者詢問李青對婚禮的“規劃”，得到回復：“按規定辦，簡單、低調。”
【本網責編 付亞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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