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全國法院都對“誰主張誰舉證”以及“優勢證據”規則有共識，以跌倒來訛詐的個案絕不會蔓延如此。更有效的利器還在于，對業經證實的訛詐者加大懲處力度。
自“南京彭宇案”后，見人跌倒扶不扶儼然成了“全民大拷問”。近年來，雖有媒體對跌與扶的和諧場景多有宣揚，但再多的正面，也難抵擋一次“做好事反被訛”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在不少“跌與扶”的糾紛中，被訛詐的好心人能得以恢復清白，多有監控的證明。問題就在于:如果恰好事發地沒有監控，或監控數據丟失了呢?近日，安徽一位大三女生就陷入了這樣的困境。該女生自稱在街頭扶起了一位摔倒的老太，卻被老太家屬認定是撞倒老人的責任人，“如果不是她撞的，為什么陪我母親去醫院?”為自證清白，該女生在微博發帖尋找目擊者。有消息稱，目前已找到至少兩名目擊者。
對于圍觀者來說，判斷女生究竟撞沒撞老太，都缺乏足夠的證據支撐。好不容易征集到的目擊證人，也不知他們證詞的關聯性如何，證明力有多高。但大凡到了要警方介入的地步，真相已然難尋。在報警之前，女生還報告了學校。作為校方，其目前表態也只能是“將根據事實情況和學校的規定妥善處理此事”。
從法律上來說，“好心人”本不需要四處求助、自證清白。如果跌倒方主張撞傷賠償，就應首先拿出證據證明侵權行為存在，以及侵權行為與損失具有關聯性。“誰主張誰舉證”是民事訴訟中最基礎的證明規則，它首先加諸于“主張方”，而不是抗辯方。民事訴訟中的證明并不需如刑事訴訟一般，要達到“排除一切合理懷疑”的程度。但在此之下，也應達到“優勢證據”標準。“你沒撞人，為何要陪護送醫?”這只是一種假設，而且是頗顯偏執的假設。如此反問，實在構建不起“優勢證據”。在跌倒還是幫扶無法查明、“事實不清”之下，不利的訴訟后果應由舉證不能或舉證不充分的原告(賠償的主張者)來承擔。如果全國法院都對“誰主張誰舉證”以及“優勢證據”規則有共識，以跌倒來訛詐的個案絕不會蔓延如此。
除了還原索賠者的舉證責任，遏制跌倒訛詐的更有效利器還在于，對業經證實的訛詐者加大懲處力度。任何法律，都不支持讓違法者得利。訛詐者明明沒有任何證據，卻非要將幫扶的好心人認定為責任人。這在性質上已然符合“詐騙罪”的客觀要件，即“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用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一些“跌倒者”不但虛構事實，且訛詐的金額巨大，理當嚴懲。
當然，并不是每一起訛詐都需要動用刑法來規制，民事責任、行政責任都可以成為遏制訛詐者的法律利器。好心人往往不愿追究訛詐者的責任，是因摔倒者確有可憐之處。但默認訛詐惡行蔓延，又是對全社會的不負責任。個中權衡，也需好心人乃至全社會費心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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