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人民日報》刊登了一則題為《該怎么證明我媽是我媽》的新聞，被各大網站轉載，引發網友熱議。記者就此走訪調查了解到，延吉出境旅游不需要提供此類親屬證明。可是，在其他很多領域，居民卻還是免不了到社區開類似“我媽是我媽”的奇怪證明。

    延吉出境游不用“親媽證明”

    據《人民日報》報道，北京市民陳先生一家三口準備出境旅游，需要明確一位親人為緊急聯絡人，于是他想到了自己的母親。可被要求書面證明他和他母親是母子關系。陳先生在北京的戶口簿，只顯示自己和老婆孩子的信息，而父母在江西老家的戶口簿，早就沒有了陳先生的信息。最終這一難題在他向旅行社交了60元錢后就無需證明了。

    在延吉市辦理出境游手續，是否需要提供此類親屬證明？4月9日，記者走訪市內多家具有出境游資質的國際旅行社，他們均表示，不需要證明。延邊海峽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負責人告訴記者，在辦理出境旅游手續時，填寫緊急聯絡人只是為了防止在境外聯系不上當事人。緊急聯系人不一定是家屬，朋友也可以，更不需要出具相關證明。延吉市旅游局相關部門工作人員介紹，按照新《旅游法》的要求，沒有規定出境旅游必須填寫緊急聯絡人，也沒有相關手續和費用。

    其他各種奇葩證明 苦了社區

    出境旅游雖然不需要再開奇葩證明，但在不少其他領域，市民還是被要求開具各種奇葩證明，而其中涉及最多的部門，要屬社區。一名社區工作者表示，親屬證明、婚姻證明、懷孕證明、人品證明、收入證明等五花八門的證明社區都遇到過。明明有些證明是社區不能開的，也沒有資格開具的，但面對居民蓋章開證明的要求時，如果社區不開，有時會得不到居民的理解。

    “曾經有居民到社區為已經去世的親屬開過去的‘居住證明’，都已經去世了12年，因為戶口沒注銷，要求社區為其開12年前確實在社區居住過的證明，這十多年前的塵封往事，讓我們怎么證明？”一名社區工作者無奈地說。

    社區是否真正有證明和承擔責任的能力？

    《人民日報》在《關注改革“最后一公里”·聚焦社區治理》的報道中一針見血：證明過多過濫，除了審批事項太多外，還因為原本應由相關職能部門之間相互核實，但同級職能部門之間卻互相推諉。說白了，就是要審批的事項很多，可誰也不愿擔責。

    居民到社區開具五花八門的證明，多是由于相關部門向社區轉嫁職能，有些明顯超出了社區能夠掌握的信息范圍和所承擔的職責，也無明確的法律、法規和規定要求。

    如何為基層和社區“減負”，減少開具不必要的證明。專家認為，各個部門要求社區蓋章，一個重要的源頭是審批制的泛濫，很多生活上的事情也需要審批，造成行政復雜。如果審批少了，社區蓋章自然也就少了。如今大力進行簡政放權改革，縮減事前審批，加強事中事后監管，這也應當是今后社區建設的重要方向。此外，應建立一套居民基本情況大數據庫，各職能部門聯網管理，除了遏制社區公章亂用的現象，還能方便群眾辦事，不用為蓋章四處跑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