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改革開放的大幕徐徐拉開，改革率先從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始，并以磅礴之勢迅速推向全國。1984年，改革的春風終于刮到吉林省延吉市小營鎮仁坪這個朝鮮族的邊陲小村，800多名村民迫不及待地開始分田到戶。第二年秋收時，村民們用拖拉機一車一車地往家里拉糧食。73歲村民崔忠實回想時仍然十分激動：

　　“地分到手之后，我天不亮就下地，不用別人催，自己給自己種地，必須得積極。”

　　包產到戶后農民種糧的積極性與改革開放前的“大鍋飯”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今年56的村支書樸東哲：“還是大鍋飯的時候，一個月兩個月插秧，割地也是慢，就是一天稀里糊涂過就行，人均收入200塊錢300塊錢左右吧。”

　　茶余飯后坐在柳樹下納涼的村民，聊起的不再是家長里短，而是如何增產。1988年，仁坪村水稻每公頃產量由包產到戶前的12000斤增產到14000斤，人均年純收入增加到550元，但生活條件依舊困難。樸東哲：“80年的時候都是草房，全村有3家磚瓦房，磚瓦房也是很小。”

　　1992年，樸東哲接任村支書。當時村集體有固定資產38萬元，但同時也背負著此前因養牛而欠下的70萬元貸款。上任后的樸東哲多次參加延吉市委市政府組織的“農村干部培訓班”，從中深受啟發。樸東哲：“我們村是人多地少，一個人一畝地，只能是我們走以工代農，以城富農的發展思路。”

　　仁坪村位于我國邊境，臨近韓、朝兩國，附近還建有火車站和延邊州唯一的民用航空運輸機場。樸東哲憑此區位優勢找到延邊朝鮮族自治州科學技術協會國際部，希望可以為本村引進外資。1994年，在州科協的協助下，仁坪村的第一個企業“延邊亞成建材有限公司”成立。樸東哲：“他們是51，我們是49，我們出廠房，韓國是出設備、技術，總共投資了300多萬，生產地暖管時，我們是全國首家。剛開始什么叫股份制企業，我們都不懂，所以我們聘請了專家做我們顧問，這樣我們慢慢有了收入。”

　　兩年后，仁坪村還清了70萬元貸款，還用剩下錢建了6000平方米廠房，用于今后的招商引資。1996年，仁坪村村民人均年收入達到7000元。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村里的年輕人逐漸有了走出去的想法，于是樸東哲和兩名村班子成員詳細了解出國務工政策后，又到銀行為勞務輸出的村民做了40萬元的擔保貸款。樸東哲：“97年開始組織勞務輸出，日本、美國都有，我們村人基本都去過了，這樣生活比較富裕。”
緊接著第二批、第三批村民陸續走出國門。今年71歲的趙松子也是其中一員，曾經在韓國打工15年：我是2000年去的，飯店、旅店什么活都干過，現在去的人一個月一萬多。

　　截止目前，仁坪村國外打工300多人，國內打工500多人，占總人口的三分之一，每年寄回的勞務收入有2800多萬元人民幣，占全村總收入的60%。

　　吉林省延吉市仁坪村從落后的邊陲小村一躍建設成擁有固定資產5000萬元的城鎮農村社區，用40年的櫛風沐雨寫盡歲月變遷。

　　2006年，國家對農業改革再出重拳，取消了延續2600多年的農業稅。這也促使在外打工的仁坪村民紛紛返村創業，農民專業合作社、家庭農場、種糧大戶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陸續出現，230公頃的高產水田開始整片流轉。樸東哲：“他們是規模化生產，都掙錢了。08年的時候是1萬3千多，人均年收入，我們村民基本都已經富起來了。”

　　2008年，位于市郊的仁坪村被延吉市確立為西部新區，3年后100棟高樓在這邊陲小村拔地而起，加快了仁坪村向都市型新農村轉變的速度。樸東哲：“01年上華西村考察，回來以后，我們也想蓋樓房，可是上下水不行，想蓋也蓋不了。所以說還是城市的發展推動了我們村的發展，讓農民變市民，農村變社區。”

　　如今的仁坪村，成為了延邊州遠近聞名的富裕村，人均年純收入由1982年的300元增長到如今的2萬元，70%以上的村民住進樓房，開上了小轎車。每當夕陽西下時，仁坪村村民就會換上“七色綢緞”的朝鮮服裝，聚集在小廣場，留下“大長今”和“阿里郎”的歌舞。村民崔貞今：“我們家住樓房了，以前家庭生活很困難，現在挺好的了，非常滿意。”

　　40年櫛風沐雨。仁坪村從落后的邊陲小村一躍建設成擁有固定資產5000萬元的城鎮社區，經歷了劃時代的生活變遷。未來，仁坪村將會駛入全面發展的快車道，走出一條以城帶鄉、以工促農的發展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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