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北京發布的《2016中國高等職業教育質量年度報告》顯示：高等職業教育成為農村孩子接受高等教育的重要途徑，高職院校農家子弟的比重逐年上升，目前已達到53％。高職畢業生月均收入連續五年增長，畢業3年后月收入5020元。（7月18日《人民日報》）
高等教育作為社會流動的重要渠道，為農家子弟提供了階層跨越和人生突破的通道。農家子弟要想融入城市，實現從農村人到城里人的角色轉變，接受高等教育是最直接、最有效的路徑。“過半高職生為農家子弟”意味著越來越多的農家子弟擁有“跳出農門”的機會，能夠過上比祖輩、父輩更加體面、更有尊嚴的生活。
高職院校農家子弟的逐漸攀升，既得益于國家大力發展高職教育的公共政策，也和農村家庭教育觀念的轉變密不可分。伴隨著高等教育從精英教育向大眾教育轉型，普通高校畢業生不僅面臨著就業困境，薪酬待遇也不盡如人意；與之相對比的是高職畢業生不僅好就業，而且收入并不低。在理性選擇深入人心的當下，高職教育的社會認同不斷提升；從這個角度上說，“過半高職生為農家子弟”是價值排序更新的產物。
高職畢業生薪酬待遇較好，說到底也是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的一種體現。高職畢業生大都為實用型、技能型人才，勞動的價值可以迅速轉換；而普通高校培養的畢業生，有一些并不具備扎實的學識和較強的創新能力，所從事的工作具有很強的可替代性。與其讀一個二三流本科高校，還不如讀一個高職院校，成為不少農村家庭的“生存理性”。
“過半高職生為農家子弟”既有主觀上的主動選擇的因素，也和堅硬現實的擠壓密不可分。在城鄉教育資源失衡的格局下，“出身越底層，上的學校越差，找的工作越差”的“下沉旋螺”一旦成為一種常態，就會加劇階層之間的鴻溝。“寒門難出貴子”盡管存在有失偏頗的地方，但農家子弟進入“985”、“211”高校變得越來越困難卻成為一種不爭的事實。
在中國這樣一個人情社會、關系型社會，以家庭為核心的熟人網絡深刻地影響大學生的就業質量。農家子弟所依靠的熟人網絡在社會資源配置格局中處于弱勢地位，通過強關系幫助他們就業的能力十分薄弱；缺乏社會資本、“無爹可拼”的農家子弟只能更多地依靠自身的人力資本，能夠學會一技之長的高職教育成為某種意義上的“次優選擇”。
“過半高職生為農家子弟”既讓人喜悅，也讓人擔憂。撥亮高等教育這盞希望之等，激發社會活力，需要在提升教育公平上多一些改革和創新。讓農家子弟擁有更多改變命運的機會，整個社會才會更有生機和活力。（楊朝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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