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熊孩子”屢屢成為新聞主角，引發了教師到底怎樣管教學生的討論。很多老師感慨：學生越來越難管了！在緊張的教學工作之余，如何對“頑劣”學生開展品行教育困擾著老師們。有人認為，“熊孩子”是被慣出來的，因而主張實施更嚴格的懲戒措施。法律也不該停留于單向度的保護，而要讓未成年人承擔更多公民責任。但是，我們不能忽視的一個變化是：師生關系已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老師怎么管學生需要適應時代。
江西鉛山縣三中一個初二學生在上課進教室時未按規定喊報告，科任老師要求該生到教室后面罰站，但該生不僅沒有聽從，反而辱罵老師，之后發生口角，演化至肢體沖突。一場“常見”的校園故事，因對該教師的一份處理決定而變得不尋常。
縣 教體局發出的通報批評中決定：“對×××教師在全縣教體系統予以通報批評，寫出書面檢查，扣除其全年獎勵性績效工資，從下學期開始，到山區學校跟班學習一年……”該校的校長也被誡勉談話，寫檢查，并扣除季度獎勵。之所以處理該老師與校長，通報批評中已經說的很清楚了：“學校管理不嚴，監管不力，教師道德意識淡薄，紀律觀念不強。”并羅列了教育部與江西省的相關規范要求。也就是說，相關負責部門認為，事件的主要甚至全部的責任是老師，而無關學生。
不知道大家的感受，我看到處罰的第一個反應是：那個學生怎么處理的？誰還愿意當老師？誰還敢再批評學生？
其實，這并非孤例。近年針對師生之間的矛盾沖突，類似的處理方式，已經非常普遍了。其背后，實際上是被扭曲的教育理念與教育治理觀念。
很長時間以來，我們的教育在改革開放中，盲目甚至生搬硬套地把一些西方的口號、理念，移植到了中國的教育中，嚴重誤導中國的教育與教育治理。其中兩個問題極為突出：第一就是對學生無條件、沒有原則的保護，過分地強調尊重與個性，在“沒有教不好的學生，只有教不好的老師”等不切實際的口號與理念誤導下，盲目地認為，“沒有不對的學生”。
第二就是在學生的日常管理上，禁絕了一切包括體罰在內的懲戒手段，讓學校老師無所適從。美國等西方國家在公辦學校的確是禁止體罰的，但并沒有禁絕懲戒，我們卻無限擴大為禁止一切體罰，包括變相體罰，把很多基本懲戒手段也包含進去。美國公立學校禁止體罰有兩個關聯條件：一，老師的權威是有嚴格保證的，也有配套的制度、法律措施和懲戒作為后盾。比如，對于不聽老師要求、頂撞老師、干擾影響課堂秩序的，老師可以要求校警出面以強制手段處理；對于打人者，無論年齡大小，都要承擔嚴肅的法律責任，警察進學校也是家常便飯。這些，被很多人有意無意地忽略了。
我們也忽略了寬松管理下的公辦學校，在這些國家教育體系中的定位：保基礎，即最基本的受教育權利，而不是培養棟梁，因而對其沒有更高的要求，甚至是“放羊”了。在承擔更高要求，以培養精英為主的私立學校，不僅有體罰在內的幾乎所有懲戒措施，而且還有著更多的“36項”軍規，違規者隨時可以被開除或勒令退學。當年，李天一在美國一所中學就讀，就因屢次違反校規被迫退學。對于一些原則問題，學校絕不會含糊與退讓。
無論在西方還是東方，精英教育其實都一樣，第一就是要努力付出，取得好成績；第二就是要有嚴格甚至是嚴苛的行為規范。而在完成這一目標的過程中，除了正向的鼓勵外，還必須有各種懲戒手段。因此，我們在一些英聯邦私立學校里，如今依然可以看到教室后面掛著鞭子。
遺憾的是，在種種錯誤理念引導下，我們的中小學教育剩下的只有賞識，只有鼓勵，把粗魯沒有教養當個性，完全沒有了懲戒。同時，這些錯誤的理念也誤導了許多家長，他們在對孩子有著高期望的同時，卻對孩子百般呵護，甚至溺愛驕縱，很多孩子缺少規矩與基本的教養，受不得委屈，動輒就頂撞老師，甚至拳腳相向。這也就造成了一個客觀上的倫理顛覆：老師不能打罵學生，否則有嚴厲的懲處；學生卻可以打罵老師不受懲戒，或者成本不高。
去年3月，廣東東莞一小學四年級男生因美術老師催繳作業，把老師打傷，住進了醫院。此前的4年間，已經有4名老師被該學生毆打過，但每次都不了了之。在云南魯甸，第一中學高中部一些學生當眾羞辱班主任，之后兩周，又發生了初中學生毆打歷史老師的事件，導致被打老師眼眶骨折，最后該校老師人人自危，集體“休假”。2014年陜西長武，6名高三學生圍毆一名50多歲老師，三根拖把棍因此被打斷，最后竟然為了不影響這6名學生的高考，勸說老師不追究其法律責任，不了了之。如在美國，這6名學生很可能被以重罪起訴。
對于此類行為，如果沒有嚴厲的懲處，帶來的只能是更多縱容，是負面示范，讓更多的孩子學習效仿，最終誤入歧途。而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對于師生間的暴力沖突，政府部門一般會息事寧人，對老師與校長進行處罰。這樣做的結果，可能鼓勵更多的人無理取鬧，讓學校承擔無限的責任。其結果就是，老師不敢管學生，學校戰戰兢兢惟恐出事，更多的老師只能放棄育人的職責，最后受傷害的還是孩子，還是教育。
前些年教育部曾專門發文，強調并賦予班主任批評學生的權利。有人說教育部腦子進水了，我說，不是。一個最基本的權利，常識，還需要教育部在法律文件中給予明確，恰恰反映了中國教育的尷尬與無奈。（陳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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