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除了性別之外都是假的”，似乎是對干部造假的漫畫式夸張，其實生活中不乏這樣的極端案例。對某些造假成性的干部官員來說，如果他們認定改變性別能有助自己加官晉爵的話，他們是一定不憚于去做變性手術的。
國家機關事務管理局日前通報巡視整改情況，針對巡視組反饋的個別干部檔案造假問題，該局黨組與當事人談話了解情況后作出初步認定，并在全局開展干部人事檔案專項審核。中央紀委機關報《中國紀檢監察報》就此刊文指出，遏制干部檔案造假，必須高擎從嚴執紀和依法治國的反腐利劍，抓好“清淤”與“防污”并重的標本兼治舉措。
干部檔案造假之事，近年來被揭露曝光的不少，如《中國紀檢監察報》文章所言，造假者有省部級“大老虎”，也有科級干部，造假的形式五花八門，有的篡改年齡高達11次，有的除了性別之外，其余信息都是假的。造假的目的很明確，就是為了改變自己的相關條件，以適合干部選任的標準和方向。比如把年齡改小幾歲，以使檔案上的年齡沒有超過政策限定的杠杠；或者把參加工作的時間提前，以使檔案上的工齡符合提拔的條件；或者搞一個假博士學位證書，以“高學歷”增強在官場中的競爭力。所謂“除了性別之外都是假的”，似乎是對干部造假的漫畫式夸張，其實生活中不乏這樣的極端案例，對某些造假成性的干部官員來說，如果他們認定改變性別能有助自己加官晉爵的話，他們是一定不憚于去做變性手術的。
在一些地方和單位，干部檔案造假之所以猖獗，首先是因為干部檔案管理制度執行不嚴格，干部選任過程把關和監督不到位。有的主政官員和職能部門負責人對從嚴治官、嚴肅吏治缺乏正確的認識，認為干部把年齡改小一兩歲，或者把學歷改得“好看”些，并不是多么嚴重的問題，發現之后改正過來就是了，用不著大驚小怪上綱上線。一般來說，檔案造假需要涉及黨團、人事、公安、教育等多個部門，其中只要有一個部門和環節嚴格審核把關，造假者都不會輕易得逞。而只要是干部造假得逞，十有八九都在諸多部門和環節得到了配合或幫助，那些有意無意為造假者放行甚至與之內外勾結的人員，也必須為自己的疏于職守承擔責任，為失職瀆職付出應有的代價。
其次，有關部門和司法機關對干部檔案造假行為查處不力、懲處不嚴，使一些檔案造假行為逃脫了應有的制裁，也在社會上造成了“檔案造假不是犯罪”的錯誤印象。檔案造假的干部絕大多數都是為了“騙官”，《刑法》中雖然沒有“騙官罪”，卻規定有“偽造、變造、買賣、盜竊、搶奪、毀滅國家機關公文、證件、印章罪”，犯此罪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并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以這條罪名追究檔案造假者的刑事責任，可以說再合適不過了。
然而，近年來檔案造假者受到刑事追究的并不多見，有的檔案造假的干部只是受到黨紀政紀處分，或者免掉他們騙來的職務，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有的造假者雖然受到了刑事制裁，但卻是因其他犯罪行為被追究刑責，其檔案造假行為在判決書中只字不提。如幾年前轟動一時的石家莊團市委原副書記、市政協常委王亞麗，被石家莊紀委認定為“采取弄虛作假等不正當手段謀取職務”，中央組織部負責人也認為“王亞麗造假騙官案歷時多年，教訓極為深刻”，但法院僅以職務侵占罪、行賄罪判處其有期徒刑，其偽造、變造國家機關公文、證件的行為被輕輕放過。這樣的結果給人造成一種“錯覺”：干部檔案造假并不是多大的事，有關部門和司法機關都“不好意思”查處追究。這樣的“錯覺”如果越來越多，必將嚴重損害干部檔案管理和干部選任制度的嚴肅性，損害司法機關的權威性和公信力。
干部檔案造假是對黨紀國法的嚴重挑釁，對“除性別外都造假”的干部必須依法追究刑責，嚴厲打擊各種形式的干部檔案造假，嚴厲追究有關人員的黨紀政紀責任和法律責任，絕不能有任何含糊。(潘洪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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